双重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分散
各地移民记忆各地名人，对于上海每一地移民而言，会造成对其他籍贯移民名人记忆的淡薄性；对于上海这个城市整体而言，就造成城市集体记忆的分散性。
像陈其美、李平书这样，在上海城市的历史记忆中，本应占有显著位置而事实不然的情况，是历史记忆中的非正常过滤的典型。考其原因，除了历史学者对他们的贡献研究、介绍、宣传不够、没有引起有关方面应有的重视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即移民社会双重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的多元与淡薄。
近代上海是移民城市，居民80%以上来自全国各地。各地移民来到上海以后，所处之地，是由三个不同的市政管理体系（即两个租界和华界）构成的，华界又被分割成南市、闸北等区域，所以，上海居民并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上海地域概念。对不少居民来说，上海是个避难、淘金的地方，不是他们的家乡，也不是他们永久驻留之地。他们的家乡在宁波，在无锡，在潮州，在厦门，在天南地北。他们常有一种有朝一日衣锦还乡、叶落归根的愿望。各地移民将不同区域饮食、戏曲、风俗等文化带入上海，在上海建立了众多同乡组织，诸如四明公所（宁波人）、三山会馆（福建人）、广肇公所（广州、肇庆）、平江公所（苏州人）、锡金公所（无锡人）、江宁会馆（南京人）、京江公所（镇江人）、山东公所、徽州会馆（安徽人）、湖南会馆、楚北会馆（湖北人）。到1911年，上海已有此类会馆、公所60多个。据潘君祥研究，近代上海这类组织总共有二百多个。这些组织，为在沪同乡寻找工作，排解纠纷，申诉冤屈，办理婚丧嫁娶之事。特别是设立义冢，建立殡舍，为在沪死去的同乡能魂归故里而提供方便。有些会馆、公所还设立诊所，设立义学。他们开有适合同乡口味的饭店、菜馆，如粤菜、川湘菜、淮扬菜，设有上演本乡地方戏的戏院。特别是大多数会馆、公所，供奉着各地的乡土神，岁时祭祀。四明公所供奉关帝，泉漳会馆供奉天后，江西会馆供奉许真君（东晋道士，住南昌，据说学道成仙，能显灵济世），徽宁会馆供奉朱文正（朱熹，宋朝大儒，徽州人），山东会馆供奉孔子。这些都是各地在沪居民乡土认同的重要象征。
这样，近代上海人在身份认同方面就出现了双重性，即既认同其籍贯，也认同其所居城市，有时前者重些，有时后者重些。比如，虞洽卿既认同其上海人身份，也认同其宁波人身份。当他作为上海工商界名人时，他认同的是上海人身份，当他在宁波兴办运输业时，认同的是宁波人身份。张謇认同的是南通与上海，荣宗敬、荣德生认同的是无锡与上海，先施公司、永安公司老板认同的是中山与上海。
这样的社会结构，这样的人口构成，对上海人集体记忆有很大影响，各地方人会偏重记忆其在沪同籍贯名人，而忽略其他籍贯名人。如果你去问上海无锡人有关近代上海名人的事，他首先想到的多半会是荣家、薛家；如果你去问上海宁波人有关近代上海名人的事，他首先想到的多半会是虞洽卿、叶澄衷、刘鸿生。各地移民记忆各地名人，对于上海每一地移民而言，会造成对其他籍贯移民名人记忆的淡薄性；对于上海这个城市整体而言，就造成城市集体记忆的分散性。历史记忆通过学术研究、媒体宣传是可以整合与强化的，但是，如果没有专门机构、专门人群关注这件事，如果没有人关注上海城市集体记忆的整合与强化，那上海城市集体记忆就会处于零散、淡薄的状态。上述陈其美的例子是个典型。陈其美是民国初年的沪军都督，相当于民国时期上海首任市长，其所有重要革命活动几乎都是在上海进行的，但是，上海对他的纪念级别显然不能与湖州相比。
上海人对外地在沪名人研究不够、重视不够，还有很多表现。还以辛亥革命时期人物为例。辛亥时期，有六个具有全局性影响的英雄人物魂断上海，他们是邹容、陶成章、宋教仁、陈其美、黄兴与谭人凤。六人中，邹容、宋教仁与黄兴，在上海已经得到应有的重视，邹容墓、宋教仁墓都得到很好的保护，均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对于黄兴有黄兴故居、黄兴路。但是对于其他三人，除陈其美外，对陶成章、谭人凤二人也重视不够。陶、谭均有大功于辛亥革命，都是够得上树纪念碑级别的名人，二人在上海均有重要活动，最后均死于上海，上海理应有对他们的纪念场所或纪念标志，现在都没有。
由于上海人主体部分来自全国各地，上海本地人也就成为上海人中很不重要的一部分，这样，对上海本地名人的纪念也不会得到上海人的整体重视。民国时期对李平书的纪念，是上海本地人黄炎培等发起的。最近两年，浦东的方志工作者正在发起对上海本地名人的研究，策划对李平书的纪念，也是在上海本地人的范围里。与李平书相类似，上海人对穆藕初、黄炎培、钮永建的研究，实质上也都处于地方名人范围内，其重视程度也远远不能与长沙对黄兴、南通对张謇、常熟对翁同龢的重视程度相比。
除了中国人，近代上海居住过数量可观的外国人，最多时超过15万。这些外国人比较复杂，有凶恶的侵略者，贪婪的冒险家，也有虔诚的宗教徒，还有认真的文化人，许多出生或曾经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及其子孙，将上海视为他们的故乡或第二故乡。那些在二战被日军关押在上海集中营的外国人，对上海更是念兹在兹，不远万里来寻故地。还有一些人将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奉献在上海这片土地上。其中有些人，对上海人相当友好，为上海城市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比如英国人傅兰雅，他在上海31年，译书百余种，数量之多，影响之大，无人能比。他办科普杂志，管理科技学校，晚年到美国教授中国文化，努力帮助中国留学生，还倾其积蓄，捐建上海盲童学校。在介绍西学方面，傅兰雅长期与徐寿父子合作，与徐寿并称傅徐，其贡献决不在徐寿之下。前几年，江南造船厂给徐寿塑了铜像，这完全应该。傅兰雅呢，却被冷落一边。厚此而薄彼，实在有失公道。再如，英国人雷士德在上海，由建筑设计师、土地测量师，而房地产商，克勤克俭，终成巨富。去世前，将毕生积蓄一千多万两白银全部捐献出来，帮助上海贫病幼弱群体，资助上海的教育、医学、慈善事业。以其捐款建立的雷士德工业职业学校和雷士德工学院，培育了近千名学生，名闻遐迩。傅兰雅、雷士德是外国人，也是上海人，他们是上海城市文化底蕴的一部分，理应在上海城市集体记忆中占有一席位置。
这样，除了对于红色系统的名人，上海人已经予以高度的重视，建纪念馆，树纪念碑，开纪念会，这是完全应该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上海人对各地在沪的名人，对上海本地人中的名人，对在上海的外国名人，，其历史记忆都处于分散状态，相对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