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毛泽东接见格瓦拉（时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
1965年2月8日，周恩来与来访的格瓦拉握手
栗战书在今年7月1日给中央办公厅干部的讲话中，为了说明中办干部做事必须认真，举例时披露了一件事：
“1964年，邓小平同志在一份关于古巴代表团访华的报告上作了两个批注：第一个批注写在第1页，“建议刘少奇同志接见”；第二个批注写在第2页，“问问主席可否接见一次”。当时机要室的值班员在看文件的时候，只看了第1页的批注，而没有看第2页，结果造成了外交工作上的被动。”
这里说的外交工作的被动，到底指什么呢？
古巴是同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拉美国家。1959年1月1日，卡斯特罗推翻了亲美政权，建立了古巴革命政府。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经过一年多的频繁接触，中古两国在1960年10月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960年11月，时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的格瓦拉（没错，格瓦拉还当过银行行长）率领代表团访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的亲切接见。格瓦拉还把毛主席的诗词“不到长城非好汉”当作了口头禅。
从1960年建交到1964年，这是中古两国外交的蜜月时期。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愈演愈烈，邓小平当时主持对苏论战工作，“九评”苏修的系列文章获得了毛泽东的赞赏。苏联对此也是针锋相对。这样，原来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阵营，就被迫要在中苏两国之间选择何去何从了。
平心而论，经历游击战争的古巴领导人，情感上原本是较为倾向于毛泽东式的草根主义思想的，而对于苏联的官僚体制较为厌恶，尤其是格瓦拉，较卡斯特罗的草根思想尤甚。然而，个人好恶终究是超越不了国家利益的。从初生就遭受美国严重威胁的古巴政权，只有依靠苏联，而中国当时的国力则难以保障其生存。因此，一旦中苏矛盾激化到不可妥协的地步，古巴就走上了跟紧苏联疏远中国的道路。这一转折点，就在1964年。
1964年初，卡斯特罗显然还没有铁心得罪中国，对当时即将离任的古巴大使申健说：“我们对中国没有怨言，但古巴的处境同中国不一样，能活动的余地很小。”
中国对此表示谅解。1964年11月，周恩来在莫斯科会见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的格瓦拉时，诚恳表示：“古巴有什么需要请告诉我们，不要客气。不要顾虑我们无法满足、使我们为难。我们今年不能提供，可以努力在明年、后年提供。”要知道，这时候三年自然灾害过去还没多久，中国对古巴的兄弟情义可见一斑。
1964年底，古巴革命政权高官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率领代表团来华访问，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反对派别活动”。中方同意停止公开论战。毛泽东认为这场中苏论战“要进行一万年”，并对古巴领导人提出了批评。
1965年3月13日，卡斯特罗在哈瓦那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时，针对中国在古巴使馆发放反苏宣传品（苏联同时也在发放反华宣传品），称这是赤裸裸的干涉内政，中国领导人的观点和所作所为显然证明他已经是个老年痴呆症患者。在谈到年老问题时，他即兴发挥道：“古巴决不允许年满60岁的人还呆在领导岗位上。”讽刺的是，卡斯特罗自己后来也没能按照他的60岁标准退休。
至此，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彻底倒向苏联，跟中国撕破脸。毛泽东曾经对此评论道：“卡斯特罗无非是豺狼当道。”中古从兄弟变成了仇敌。其实，在两国关系恶化的过程中，格瓦拉曾经试图有所挽回。
在卡斯特罗发表反华演说前，1965年2月2日至9日，格瓦拉第二次访华，访问期间他同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举行了4次会谈，试图调停中苏关系。然而，这次努力最后失败了。目前尚无更多公开资料披露细节，但是从这次中方接待格瓦拉的规格上，或许可以窥见端倪。格瓦拉首次访华，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这次访华则只受到二号人物刘少奇的接见，在古巴人的眼中，这足以说明中方对古方的傲慢和冷落。因此，卡斯特罗随后的激烈讲话，或者部分正由于此。
联系到开头栗战书的讲话，我们怀疑，所谓1964年中办的工作失误，就是指这次中方对格瓦拉的接待。查《刘少奇同志生平年谱》，1964年没有接待古巴人的记录，1965年2月4日、6日、7日、8日，连续四次同邓小平等接见格瓦拉。毛泽东均未露面。上年（1964）年底，罗德里格斯的访华，毛刘均未露面。而由于中办工作失误，导致刘少奇接见毛泽东缺席，由此引发中方在外交中被动，应该就是1965年初的格瓦拉访华，而不是1964年底的罗格里格斯访华。我们有理由推测，1964年底，格瓦拉和周恩来在苏联会面时，就有访华的提前吹风，中办在处理邓小平批注时出现了失误，让古巴人丢了面子。
从1965年开始，中古关系彻底闹僵，双方互相批判调门之高，在同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都是罕见的。甚至到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代，古巴仍然为越南摇旗呐喊。邓小平对美国人称越南为东方的古巴，可见两国关系的恶化，到了什么样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