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琪

很多反思“文革”的小说，往往在展示悲剧后推导出一个空洞而又终极的悲剧制造者，比如说“时代”。似乎把责任归罪于“时代”，“我们”便获得了赦免，因为“我们”也是那段悲惨历史的受害者，但谁也不去探究潜藏在人类心灵暗角中的邪恶，如何与时代的灾难形成一种媾和。

海外华文女作家陈谦是“文革”的亲历者，穿越多年的时空距离，她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接地带对那段历史记忆进行反观，并对非常时代里的幽僻人性及其背后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进行深入探察。在她的笔下，打破了以往普遍而沉重的类型化控诉，而是更侧重于探索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和人性中的善良与邪恶。

陈谦的《特蕾莎的流氓犯》讲述少男少女在“文革”中的成长经历以及那段经历给个体人生造成的巨大影响，可以说是书写了两个人的“文革心灵史”以及灵魂为赎罪而进行的艰难痛苦的挣扎。女主人公特蕾莎本名劲梅，少女时期举报了一个“猥亵”过她的叫王旭东的男孩。这个男孩因此被定为流氓犯，并遭受到严厉的惩罚，前途从此毁于一旦。然而，在内心深处，她其实是喜欢这个男孩的。但王旭东和另一个女孩亲热的场景引发了她内心的妒忌，“她为了她十三岁的嫉妒，利用了那个时代”。几十年来，这事成了她隐藏在心灵深处不敢面对的“怪兽”。几十年后，特蕾莎在美国碰到了当年的这个男孩。为了表达歉疚和赎罪，她决定迎上去，向他当面忏悔。巧合的是，这男子确实叫王旭东，也确实曾经“猥亵”过一个叫小梅的少女。但是，此王旭东非彼王旭东，他是另一个女孩的“流氓犯”，这个王旭东心中也有一个纠缠终身的阴影：被王旭东“猥亵”的女孩小梅一家因他逃避责任反咬一口而被“发配”去了更远更贫困的农村。这件事让他愧疚，也最终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促使他致力于“文革”研究，“关注每一个人在那场运动中的位置”，寻找“时代的真相”。只是如今，这个王旭东眼前的小梅也并非他要找的那个小梅。

《特蕾莎的流氓犯》采用了特蕾莎和王旭东两个人的叙事视角，从少年到成年一路叙述下去，且都是围绕一个中心情节：两人在各自青春萌动的成长期犯过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因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而使其所造成的影响被加倍地恶化、放大，辐射久远，使得人物的情绪和感觉盖过了故事本身的情节。

这部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作者的重点不是叙述故事，而是直接进入人的精神领域，着重刻画人的心理、情绪、感知，将感性之美与理性之深刻完美融合。陈谦的着重点在于对“文革”进行反思，但她不是用惯常的将过错转嫁给时代的逻辑去求得自我谅解，而是让自我“不得安宁”，并以此为切入点进行深入挖掘。特蕾莎和王旭东的本性无疑是善良的，正因为善良才使得内疚和负罪感在生命中纠缠不休，让他们终生不得安宁。特蕾莎的“那两行泪水化作怪兽，三十年都不曾停止对她的追逐”，她天涯海角地奔跑，不是人们认为的“有野心”，仅仅是为了摆脱“怪兽”的追逐。这种疼痛的记忆给她的心灵造成严重的创伤，甚至让她“对所谓的爱情没有向往”。当她在异国他乡见到她的“流氓犯”（史学家王旭东）时，她勇敢地迎上去，试图在这次见面时对他袒露心灵深处的愧疚，并真诚致歉，以使自己内心安宁。而在“文革”中给小梅一家造成悲剧的王旭东也正是怀着同样忏悔、赎罪的心理来见特蕾莎的。

《特蕾莎的流氓犯》是陈谦对个人“文革”历史记忆的书写，但其意义已经突破了对“文革”扭曲一代人的心灵的谴责。文中的“怪兽”推而广之，可以在现实中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看到它的影子。每个人的心灵都有或多或少的丑恶之处，虽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推给时代，但却无法回避个人良知的责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