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强调了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他表示，要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加快各领域科技创新，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机。他强调，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
此前有人认为，科技创新政策法规在制定和执行上远不能满足真正意义上创新和科技进步的需求，科技创新停留在口号层面。部分投资者担心中国科技创新领域存在的市场转化率不高、知识产权保护不利和知识创造与技术开发协同效应差等问题。而此次“四会合一”后，有人将“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提到与1978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相同的历史高度，认为鼓励科技发展的系列重要政策的落地将大幅提速。市场对后续政策扶持、资金支持和社会资源分配倾斜的预期将会升温，制约中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瓶颈可能会打开。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点上：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失衡。未来中国能否继续保持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中国当前如何通过改革进入一个高收入、基于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的发展阶段。要实现这一华丽转变，亟须进行产业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更大力度推进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更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而科技创新被外界视为中国能否成功实现转型的关键。有学者称，中国经济要从“科兹纳型套利经济”转为以发明创造为主导的“熊比特型创新经济”。
从当前中国经济的角度而言，科技创新可以说已经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工业体系升级的重要推手之一，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的支撑所在；同时也是众多企业摆脱产能过剩压力、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方式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以科技创新的力量去推动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升级是工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而言，无论是国内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高压下的实体经济经营困难，还是高端装备制造业走出国门，以科技创新引领的产业结构升级已经时不我待，也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潜在推动力之一。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正一步步推动政策出台及落实。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中国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
当前我国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激发创新活力和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效。作为衡量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指标得到大幅提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研发支出占全球研发支出总额的20%，超过欧盟和日本，升至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的28%。目前，中国研发支出的75%以上来自企业研发支出。不仅如此，亚开行公布的《2015年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显示，中国在亚洲的医疗器械、飞机和电信设备等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中所占份额，已从2000年的9.4%上升到2014年的43.7%。这标志着在寻求向制造业价值链上端移动之际，中国在促进创新和科技成为经济主要引擎方面取得了成功。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当前的创新创业，多商业模式创新但缺少硬科技创新。本应该充当中国经济科技创新驱动的大学、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实际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援引《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14年在中国公开的授权发明专利约22.97万件(同比增长4.8%)，其中中国机构（个人）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数约为16.3万件。从获得授权发明专利的机构类型看，中国高等学校获得约3.81万件授权发明专利，占中国总数的23.4%；研究机构获得约1.36万件授权发明专利，占比8.32%；公司企业获得约9.23万件授权发明专利，占比56.65%。如果从历时的角度进行比较，2000-2013年，中国高校平均每年获得1.13万件授权发明专利，研究机构平均每年获得0.44万件，公司和企业年均获得5.24万件授权发明专利。公司和企业在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方面优势越来越明显，而作为科研成果产出“大户”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则变化幅度并不显著，存在明显的“短板”。这凸显了科技和产业的“两张皮”问题。清华大学科技开发部副主任张虎则说：“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我们常常碰到一些问题，最典型的就是，高校或科研院所的研发成果过于前沿，企业在当下用不上；国内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很多技术难题，高校和科研院所又不愿意去做。”这个问题无疑是阻碍科技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引擎的严重瓶颈。
目前被视为科技创新重要保证的“拜杜法案”之所以能够实现其“必须将新技术以某种方式转移给公众并加以广泛应用，同时这种方式必须具有较高的效率”目标，就在于成功解决了大量获政府资助的研究及研究者从中获得利的难题。而在中国大学，由于受国有资产监管体系的限制，缺乏真正有效的企业与高校（研究机构）的合作通道，而大学及背后的行政管理机构对市场化又心存抵触，评价体系单一等，都决定了中国产研结合实现创新驱动的理想只能是“看起来很美”。因此，在实现企业家+科学家的最优结合之前，中国要实现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目标将困难重重。
要促进创新热情，最基本的应是引领全社会构建一个适于创新的环境。第一，要进一步简政放权，防止好项目被政府审批、官僚体系拖垮、拖死。第二，提供创新公共服务，既可以通过自身建设服务团队，也可以选择与社会专业服务机构合作。当企业面临非技术困难，诸如跑审批流程、面对政策以及融资等信息的咨询问题时，企业可以很方便地获得相关的服务。第三，建立更规范可行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试点建设知识产权服务平台，重点建立科技发明披露、商业价值评估、专利设计申报、专利市场营销相结合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制等，着眼于保护科技创新成果，进一步促进创新热情。第四，最关键的一点是，要提供一个相对完善的投融资体系，解决初创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第五，地方政府需要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不能干涉企业经营发展的具体过程，将这一过程交给市场调节。
（责任编辑：柳苏源 HN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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